所以秦孝公一死，商君的新法都可推翻。
后来秦始皇见韩非的书，想收用他，遂急攻韩。第二种齐俗之法指一切经验所得或科学研究所得的通则，如火必热、圆无直（皆见《墨辩》）等等。
两者都是全称（Universal）， 都有驾驭个体事物的效能。虽有不恃隐栝而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故说： 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法家中如慎到一派便是受了老子一系的无为主义的影响。这一流的人物——管仲、子产、申不害、商君——都是实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学家，故不该称为法家。
他说：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如此说来，韩非是第一个该骂了。这两种彼此相连的变化，既为接受西方新事物提供了正当性的根据，而且客观上也要求晚清帝国把自己作为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中与其他国家平等的一员。
与此同时，列强通过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已严重破坏了晚清的内外秩序。但一旦诉之于战争，英帝国与晚清帝国的关系如何，最终就由军事上的强弱来决定了。在公理与公法结合到一起时，万国公法的普遍公正就成了它的广泛有效性的前提。因为一是理解和解释任何事物都离不开它已有的先见。
19世纪以降，从内外关系的变化以及理解和处理这种变化的方式中，演生出了近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观和中国意识。处在帝国旧世界秩序急速变迁过程之中的晚清开明士大夫，反思帝国发生巨变的性质，积极引导和重构帝国新的世界秩序和主权体系。
相对于此，晚清帝国本来就是 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制国家，它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 却是一个丧失大一统秩序和它的世界体系的过程，是西方近代新生的民族国家通过军事和条约制度进行控制而晚清帝国进行反控制的过程。但事实上，由于老帝国一味地守护既成的秩序而不能适应新的世界大势果敢有效地应对巨大的挑战，由于外部新帝国列强本身的冒险性、进攻性和征服性，结果晚清帝国中心对边缘的传统宗藩世界秩序，就在内外两个方向上开始动摇甚至是瓦解，一是作为帝国内部的国家主权的分割，最突出地表现就是一般所说的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其他诸如传教活动、海关和贸易、军事等许多内部事务也不能完全自决，失去了控制权，演变到最后以至于到了整个帝国将被瓜分的局面。鸦片战争是一条分界线，自此晚清帝国就丧失了根据自己的世界秩序观来维持宗藩世界体系的主导性（或主动性）。二是不能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法与近代欧洲的国际法之间没有任何可比性。
以三亡（亡国、亡种和亡教）表现出来的最强烈的国家危机意识，一直是与追求三保（保国、保种和保教）和富强大国的目标不可分的。但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无疑是非法的（这是连英国人也承认的），而且是不人道的，因此，晚清帝国禁止鸦片是合法的和正当的，林则徐当时就从有限的国际法知识中寻找到了合法性的根据。欧洲近代以君主制为特征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从罗马统一世界帝国分离出来和摆脱封建制的过程，欧洲新的世界秩序和体系，就建立在这些君主国家的彼此主权独立而又相互承认的国际法基础之上。对他们来说，处理国家间关系单靠国际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强权。
实际上的复杂性在于，晚清帝国的统治者并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世界秩序观，至少在一些形式上，它拒绝与其他国家的平等关系，如晚清帝国一直拒绝西方国家往北京派驻使节的要求，认为这是天朝最根本性的秩序。夷的称谓在官方文书中禁止使用，是列强作为条约中的一项内容提出的。
但是，必然清醒的是，完全相信国际社会是一个优胜劣败和弱肉强食的角斗场，同时也就失去了批判强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础根据四句教"有善有恶意之动"判例，因"知行"都是有善恶之分的，那么"知行合一"之"知/行/念"当属"意动"范畴，也即是说，整体定性上"知/行/念/意"统统属于"外心/小体/小者/前六识"的范畴，有孟子对小体的论述及前表可见，也正因为"知行"易被外物所引，才出现知行的善恶。
毕竟思想引领行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必须"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防于未萌之先，克于方萌之际，是为要务。"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第二层次相对第一层次是显的。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由上，这里的"心一"，实指既未杂于道心更未杂于人心的终极"心之体"，"心一、道心、人心"之三心分类，表明王阳明对心之体系事实上的清晰。至此，"一"，因其宇宙万物本源的终极地位和价值取向，注定成为每个人对自身生存、生活和生死明白与否、坚定与否、精彩与否的最根本命题，更引得无数古圣先贤无不以其为终极旨归，就连以社会治理为要的《管子》在阐述治理之首层次高低时直言："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通常讲的"王道、霸道"显然不及"皇/帝"层次，但做到与"皇帝"之名实相符显然绝非易事）。
及其成功，一也"之"一"表达的内涵是"知/行或本心/外心"均要达到面向终极本体特征所标定的价值取向：空空如也无分别、纯真率性。二是实现"意动"之未发而"致良知"。
王阳明继承《孟子》的思想提出了一个关于"心"的结构问题--"本心和外心"，只是"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注意，在此王阳明并没有否定"外心"的作用，只是讲"外心"有其认知局限）。既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诸流行说法。
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用当下的语境去解释，就是尽管没有落实到行为上直接体现出来，但也不能忽视思想纯正、无杂、无邪、无偏、无执的重要性。
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何谓"正"？止于"一"为正。"也即是"人心/道心"均须至"一"方为正，更表明"一"所代表的内容是高于"本心/道心/大体"的层次存在或实在。再看看《传习录》中的另外一种：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
"这同孟子关于"大体和小体"的分类及评判高度雷同--《孟子·告子上》：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及"天人合一"的源出处--《庄子·大宗师》："……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
是什么想法念头，就真实的表现出来。这是"知行合一"之所以被提出的初衷缘起或立言宗旨。
有"太极/太一/一/（空）/（无/道）"诸名。如《传习录》中有众多地方指出心之本体=良知=天理=明德=道=天=太虚=道心="一"，典型如"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尧舜禹16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第八识为恒而不审之思量）。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人之道》欲一体通透《易》、宗教、哲学、科学、医学、文学、美学、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制、管理、爱情、婚姻、养生……的要旨及其内在联系，领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之根本逻辑的内涵与外延，追溯其他文化已遭湮没之原始高度的风采与视野，还原并搭建一个思路简洁、层次丰富、内容庞杂的认知和实践"人之道"的一般框架--不是要为您牵出一头大象，只是探讨究竟的知行方式。4、从终极本体到现实世界的层次性上有三大层次。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辨析：这里的"行之者，一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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